英國首席法官支持AI審案香港司法機構未表態

英國法院的 AI 使用仍限於輔助

英國實務上的 AI 使用，仍然停留在輔助層面。相關指引容許法官用生成式 AI 起草判詞初稿、摘要文件、整理時序，但所有輸出必須由法官核實，裁決責任不可轉移。指引同時警告，AI 可能捏造案例引文，法官須自行查證。

推動更高層級表態的壓力來自案件量。英格蘭及威爾斯的郡法院案件每年上升約一成，積壓情況引起關注。在這個背景下，AI 審案被視為疏導手段，但英國連一個試點都未有公布，亦未見監管機構審批任何自動裁決系統。

香港的情況更初步。司法機構近年推動法院電子化，但公開資料未見任何 AI 裁決或輔助裁決的試點。若日後引入 AI 輔助，先要處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的資料用途限制；短期內不會有 AI 法官裁決，反而是要求司法機構公開內部評估，比空談參考英國更實際。

把問題推前一步：不是 AI 能否裁決，而是界線劃在哪裡。但英國法律目前沒有條文處理一個基本情境——AI 輔助作出的裁決出錯，責任落在法官、法院，還是軟件供應商身上。相關指引只說裁決責任不可轉移，卻未回答系統出錯時的民事賠償歸屬。

民事案的上訴權建基於裁決理由可被逐層審視。生成式模型的推理過程每次不同，同一份合約可以得出不同結論，法官難以完整重現當時的推理鏈。上訴庭若要求說明「為何這樣判」，而答案只是一段機率分佈，程序公義的基礎就會鬆動。

偏見風險同樣具體。若訓練數據集中於某類標準化合約或某地區的訴訟習慣，裁決結果可能出現系統性偏差，而受影響的一方往往無從察覺。主張先劃線的一方，但劃線之前，英國連一套可審計的紀錄格式都未有共識。

香港司法機構近年推動法院電子化，公開資料未見 AI 裁決或輔助裁決的試點，亦未見內部評估文件公開。

若要跟隨英國討論，香港先要處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的資料用途限制。案件文件載有大量個人資料，用於訓練或推論是否符合原本收集目的，條例沒有清晰答案。

反面看，香港案件量龐大、民事爭議重複性高，技術上比英國更有條件做小範圍試點。但司法機構的取態一貫保守，公眾對 AI 判案的信任亦未建立。短期內最可能出現的，是一份內部研究報告，而不是 AI 法官。

把相關立場讀成「英國即將有 AI 法官」是誤讀。他談的是政策問題的起點，英國連試點設計、責任歸屬、上訴機制都未落地。香港距離更遠：電子存檔仍在分階段推行，裁決環節未見任何公開評估。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透明度。香港司法機構若已就 AI 做過任何可行性研究，應公開範圍與結論，讓公眾在制度成形前參與討論。否則等到系統上線才爭論問責，主動權早已不在納稅人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