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米倫為AI助理開派對後悄然下架

2026年10月28日，《連線》刊登一篇報道，指麥克米倫曾為內部人工智能助理NOA舉辦慶祝活動，之後卻悄然終止。NOA全名「No Ordinary Assistant」，員工向《連線》表示這個工具實際幫助有限。慶祝與下架之間隔著一段沒有公開交代的空白，公司至今未解釋原因。

同一篇報道還訪問了暢銷作家，他們稱人工智能正損害自己與五大出版社的關係。爭議不在於工具好不好用，而在於作品是否被用於訓練模型、授權與報酬如何安排。麥克米倫的個案因此不只是內部軟件失敗，而是出版社如何處理作家信任的一次公開測試。

派對過後的內部落差

麥克米倫為NOA舉行過慶祝活動，員工向《連線》描述管理層的宣傳與日常使用體驗存在明顯距離。這個名為「No Ordinary Assistant」的助理，在實際工作場景中幫助有限，最終被終止，公司沒有公開交代原因。一場派對與一次下架，構成員工眼中的完整落差。

報道於2026年10月28日刊出，距今不足一個月，麥克米倫仍未就NOA的開發成本、使用人數或終止決定作出說明。員工的感受很直接：宣傳聲勢與工具能力不成比例。這種落差在大型機構並不罕見，但發生在一個以內容判斷力為核心業務的出版社，顯得格外刺眼。

我認為把責任全推給管理層並不公平。內部工具的成效難以在短時間內量度，慶祝活動也可能只是團隊士氣安排，未必等於對外宣稱成功。真正的問題是終止之後有沒有檢討，以及員工的反饋有沒有進入下一次採購或開發決策。若兩者皆無，同類項目只會重複。

暢銷作家向《連線》表示，人工智能正損害他們與五大出版社的關係。他們關注的焦點並非NOA這類內部助理的功能，而是自己的作品有沒有被用於訓練模型，以及授權安排與報酬是否透明。對作家而言，這是合約與信任問題，不是科技體驗問題。

五大出版社包括麥克米倫在內，掌握大量簽約作家的作品文本，這些文本對模型訓練具有商業價值。作家要求的資訊很具體：作品有沒有被使用、用於哪個模型、有沒有補償機制。報道沒有提及任何已公布的授權協議或補償數字，這種空白本身就會加深不信任。

有不確定之處：作家所說的「損害關係」目前只有《連線》的訪問描述，未有集體訴訟或公開合約糾紛支持。情緒與法律責任之間仍有距離。不過，若出版社繼續以派對式宣傳迎接人工智能項目，卻不願在授權條款上講清楚，作家將信任轉移到其他平台只是時間問題。

麥克米倫的NOA並非在治理框架成熟後才謹慎試行，而是先辦派對、後補評估。員工向《連線》形容工具「幫助有限」，但項目照樣上馬，還要對外慶祝，說明內部回饋機制根本沒有否決權。問題不是技術不夠好，而是決策流程把員工意見放在宣傳之後。

香港的情況有相似的結構，卻更缺乏緩衝。本地中小出版社近年引入人工智能審稿及翻譯工具，香港出版總會並無公開的人工智能使用指引，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亦未就作家稿件訓練模型發出專門意見。大型出版社尚且可以養技術團隊試錯，中小型書店與出版社連評估工具成效的人手都欠奉。

下架決定由誰承擔成本，報道沒有交代。可以確定的是，派對的公關收益歸管理層，試錯的時間與混亂則落在編輯與內部團隊身上。當工具被終止，最需要重新整理工作流程的，正是當初被要求試用它的前線員工。

作家向《連線》提出的質疑，與NOA的功能完全無關。他們關心的是作品有沒有被用於訓練模型、授權安排是否透明、報酬如何計算。這些問題需要合約條款與集體談判處理，不是一個內部助理下架就能回應。麥克米倫終止NOA，對修補與作家的關係幾乎沒有作用。

五大出版社與暢銷作家的緊張，本質是權力與資訊不對等。作家無法查核自己的稿件是否已進入訓練資料集，出版社亦無公開審計機制。香港作家面對同一問題時，連查詢對象都不明確——私隱專員公署未發專門意見，出版總會沒有指引，作者只能逐份合約自行追問。

治理滯後不等於沒有治理，而是治理永遠追在工具後面。麥克米倫先慶祝後下架，正好示範了這種次序：產品先行、宣傳先行，規則與問責最後才補。對作家而言，這種次序本身就是一種訊號。

為一個內部助理辦派對，是象徵動作，與工具的實際採用率沒有必然關係。麥克米倫管理層藉此展示投入人工智能的姿態，員工卻在派對後發現日常幫助有限。姿態可以一夜完成，實效需要量度、迭代與問責，兩者被混為一談，下架便成為唯一結局。

反面意見也要講清楚：單一員工的說法未必代表全公司，NOA或曾服務特定部門，只是未被廣泛採用。外界沒有公開的使用數據與評估標準，難以判斷下架是技術失敗還是公關止蝕。若麥克米倫不公開這些數字，任何結論都只是推測。

我的判斷偏向悲觀。一家五大出版社在治理框架未成熟時推出工具、辦派對、再悄然終止，反映管理層對人工智能的投入仍停留在姿態層面。香港中小型出版社缺乏內部技術團隊，更難分辨工具是否有效，最終成本只會轉嫁至編輯與作者身上。

麥克米倫的個案不是人工智能失敗的故事，而是管理層把工具當公關項目處理的故事。派對與下架之間，缺的是一套可量度、可問責的評估流程，以及讓員工與作家真正參與的治理機制。沒有這些，下一個NOA只會以另一個名字重演。

對香港出版界而言，追問的對象不應只是工具本身。香港出版總會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何時就作家稿件與訓練模型發出清晰指引，才是更實際的問題。在指引出現之前，中小型出版社引入人工智能審稿與翻譯，等於把評估責任推給最沒有資源的前線編輯。